文/肖岱蕓

贛南圍屋一般分布在贛江源頭，章貢兩江合流后圍屋極少出現。處在郁孤臺下的萬安縣澗田鄉益富村水坑村有一處圍屋極為顯赫，這座圍屋的名字叫增文堂。

圍屋平面呈“回”字形，占地面積3696平方米，建筑布局分七縱一橫，圍長66米，寬56米，共有房間246間。圍內房屋構造均為兩層硬山頂建筑，用材簡單，包括生土、土坯、青磚、卵石、木材等，工藝古拙。圍外鋪有鵝卵石錢紋地面，門前有口月牙形水塘。正面設有五扇門，正門是青磚平砌的門樓，門框是紅米雕花條石，從門樓進入圍屋有一小院，為兩井三進式布局，院內正中是家祠增文堂，左邊置四排廂房，開三扇巷門，右邊置兩排廂房，開一扇巷門，左右兩側廂房各有小天井。圍屋后橫置的一排房屋與左右廂房連接，將整座圍屋封閉，一扇后門與外界溝通。

增文堂是黃氏族人黃日恒兄弟紀念先祖的家祠，堂號取自其祖父黃若曾和其父親黃文名中各一字，或許是心懷增子增孫的期望，故將“曾”改為同音的“增”，取名“增文堂”。該堂是圍屋內建筑工藝最高，裝飾最精美的地方，設在圍屋內核心位置。堂中央懸掛清乾隆十六年朱紅色底金黃色字皇帝敕封的御匾，凸顯圍屋的百年榮耀，蘊含圍屋的不凡歷史。

增文堂建筑風格獨特，外形保留了閩西、贛南圍屋堡壘式結構，但沒有閩西、贛南圍屋森嚴與封閉，增文堂有六扇門與外溝通。圍屋布局合理，構筑精巧，外圍宏偉大氣，內圍緊湊適用，采光通風極好，冬暖夏涼，創造了土地節約集約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人居范式的典范。

增文堂肇始于康熙己亥年（1695年）。黃氏族譜載，增文堂黃氏后裔黃日恒記述：“五世兩遷，家門零落，先人之緒將墜矣。余祖父披荊斬棘，開墾入籍，始居于水背，勤勞敦厚，創業乘家，至己亥復架數椽于瑞溪。歲丁未余父溘然逝矣。至丁巳年，余偕弟日慎又重創屋宇及買門前田土，而屋之基址乃備然貧窮不能恢擴。”這份寫于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的自述，完整地表述了增文堂建設的大致過程。第一階段是黃若曾父子的“結廬”時代，第二階段是黃日恒、黃日慎兄弟的“創建”時代。

現場考察，圍屋右一縱房屋與圍屋內其他縱房屋存在明顯差異，尤其是建筑用料上表現出來的簡樸。三百多年過去，建筑的基礎已經裸露出卵石和石頭，卻少有青磚，這一特征說明增文堂始祖在“結廬”時代的艱辛。同時這一縱房屋與其他縱向和橫向的房屋還明顯表現出“脫節”的特征，這應該就是己亥（1695年）黃若曾父子“復架數椽于瑞溪”的產物。如果說僅此一縱房屋屬于“結廬”時期的建筑，那么增文堂圍屋并不是形成于康熙己亥年（1695年），它的形成應該是黃日恒兄弟在繼承祖業的基礎上，創造性采用圍屋形式建設的結果。

萬安客家人的房屋多為干打壘的建筑，這一處唯一的圍屋形制讓人頗感驚訝。黃日恒兄弟為什么采用圍屋的建筑形式，這是否與家族繁衍的夢想有關？

當地傳說當年有一官員經過水坑，遠看房屋背靠青山，面朝秀水，如坐靠椅，蓄勢待發，疑為藏龍臥虎之地，遂下馬步行以示敬意。他近前卻看到屋靠山脊，于是登馬飛奔頭也不回。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，說明水坑黃氏在結廬時期并不講究風水，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建房省錢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客家人遷徙的艱難歷程。增文堂黃氏遠祖久居江夏（武漢），近祖以贛南為中心，輾轉于閩粵贛邊，而圍屋在閩粵贛又相當普遍，采用圍屋的形制或許與黃氏先前的居住地有關，或許也包含了黃氏兄弟對于家族繁衍的新的期待和向往。

黃氏族譜載，黃日恒寫于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的自述中說：“謹按始祖宗信公，字質甫，號介軒，虔南寧都人也。二世遂居龍川洋貝義城，傳至瑜公，肇基本里石頭湖，生子五，余祖公行四，遷本邑泗都家焉，生子棟，棟公生子二永政永敬。政公生子一若曾。敬公生子三若苔若燕若足。苔乏嗣。燕公生子一秀龍，足公生子一應龍。秀龍公生子二日選日舜，應龍公生子二日沄日池。若曾公生子余父文公，自康熙三年歲次甲辰攜余父徙居江右萬安甘溪，而永敬公之子若孫亦先后來居于此。”根據這個記述，增文堂黃氏萬安開基應是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31年后輾轉至水坑增文堂開基。而更為明顯的是，黃氏不是舉族遷徙，而是舉家而遷。

關于增文堂黃氏的境況，黃日恒也有回憶。按照黃日恒的自述，黃氏在結廬時期生活極其艱難，而且在當地也不是大族，因而飽受欺凌，這樣的境況直至黃日恒貢出后才有改觀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當年黃氏兄弟之所以采用圍屋的建筑形式，正是出于緊密團結族人，共同抵御外人欺凌的需要。

從黃氏族譜中看到，黃日恒在增文堂黃氏繁衍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他在家族繁衍中主要的成就不僅是開創了增文堂的繁衍新紀元，而且他把祖先的墳塋遷往一處，讓這個飽受欺凌的家族從此有了精神依歸。事實上在增文堂黃氏后人中，黃日恒的影響同樣巨大，很多人認為他做了大官，得到了皇帝賜匾，因而成了增文堂黃氏的最高榮耀。過去增文堂家祠中正廳高懸乾隆御匾，乾隆封賞的是黃日恒的父母，敕封黃日恒父親黃文為修職佐郎，黃日恒之母鄭氏為八品孺人，封賞的時間為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此時黃日恒在干什么呢？據同治九年《進賢縣志》載：“黃日恒，萬安人，歲貢乾隆十五年任。”這樣低層級的基層官員，能得到皇帝如此大的封賞，這只能說明黃日恒必有常官不及之處?？上У氖峭尉拍辍哆M賢縣志》對于黃日恒的記載除了這簡短的一句話之外，再無其他的記錄。

一座老建筑，保護它，就是留下一段不朽的遷徙史；激活它，就是再現一個家族的繁衍史。